從氣候保護、科研，到物流和反恐，雙方都願繼續充滿互信合作。
不讓台灣落入反美勢力手中，確實是每一位美國戰略家的共識，可是附和肯楠出兵接管台灣意見的決策者卻是少之又少。畢竟相對於日本而言，美國才是1945年以後影響中國最為深遠的國家。
而飽受列強侵略瓜分的中國，正是美國商人與傳教士們所瞄準的最大亞洲市場。許明淳也表示，他拍攝《光計畫》的目的，並不只是想把野島剛先生《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給影像化而已，而是希望帶領觀眾更深層次探討兩岸之間的複雜問題。香港與台灣被割讓給英國及日本，東北成為帝俄勢力範圍的情況，在門戶開放的原則下都應該要避免再度發生。為了防止美國被其他列強排除於中國市場之外，門戶開放的基本精神就是確保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不再讓任何一個列強獨霸中國的某個省份或者島嶼。美國一方面要阻止北韓及南朝鮮勞動黨的顛覆行動煞費苦心，一方面又要安撫南韓反共人士近乎無理取鬧般的民族主義情緒，沒有人想讓類似的鬧劇在台灣再度上演。
後來美國也因為日本屢次違反《九國公約》體系，擴大對中華民國的領土侵略，終於引發了美日太平洋戰爭，最後日本帝國不只被打到幾乎亡國，就連台灣的殖民地也被迫吐了出來。因為日本過去殖民統治時，對台灣人的歧視比起朝鮮人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
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啟示，但其中也有傳統的因素。我們面前好像樣樣都有，但又像一無所有。「創新」和「保守」當然是任何時代都並存的文化現象，不過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歷史階段，如法國大革命時期或二十世紀的革命中國，兩者的對照更為突出、也更為強烈。從歷史的影響來說，這種處理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公平，因為在最近七八十年中，「創新」的價值取向確已席捲了中國的知識界。
今天大陸上在「速變」、「全變」之後，竟有學人惋惜中國沒有走戊戌變法的漸進之路，而這一觀點還博得不少知識分子的同情，其道理正和康有為的先後矛盾是一樣的。這正是因為「創新」與「保守」兩種傾向永遠是並存的。
沒有這種能力，它將不免冒着一種危險：即失去其體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在西方人眼光中，「創新」和「保守」毋寧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互倚關係，無論就個人或整個文化而言都是如此。除了頭腦特別發熱的人以外，一般理智和情感比較平衡的人總不免對我們這個時代抱着複雜的矛盾感。戊戌變法時康有為上書光緒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
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獄。等到民國初年，他重回到思想家的地位時，他卻要說：「利不十，不變法」了。」相反地，矛和盾也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的胸頭。在西方文化史上，一般人對這兩種相反的發展是同等加以重視的。
西方人並不把這兩者看作「善」與「惡」或「好」與「壞」那種不能共存的敵對關係。西方的「容忍」觀念最初起於新教和舊教之間的爭持、教會和俗世思想之間的衝突，最後則成為俗世社會中一項最高的原則。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是處在革命的狀態之中，和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頗為相似。
（〈中國還魂論〉）這不是單純的先後矛盾，而是急功近利的政治觀點和長治久安的文化觀點之間的衝突。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大致正是這樣。）中古以下重視保存傳統的人無過於朱熹，然而他又特別欣賞張載「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之說，故曰：「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杜甫論詩，也說「不薄今人愛古人。個別的思想家也許稱之為「革命」的或「保守」的。近代中國人要求「變」首先是從政治改革的強烈要求上開始的。然而細加分析則「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
他們既不會毫無保留地謳歌它，也不會一味地詛咒它。「創新」和「保守」正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所最為關心的問題。
以整個文化來說，也是一樣：有宗教革命，接着便有反宗教革命。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無論我們說「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工業革命」、或「科學革命」，我們所指的都不只是其激烈的變動過程，而是其全新的結果。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中、西兩方對於「創新」和「保守」一對觀念，是抱着不同的態度的。
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蠢的世代。」（企鵝叢書本，頁一○六）這是一位「保守」者強調「變革」的必要。現在漸漸也有學者重視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的保守人物及其思想了。文：余英時 「創新」與「保守」 狄更斯在《雙城記》中開頭就說：「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壞的日子。
這種矛盾並不必然是分別地存在於不同個人的心中，譬如說，革命派認為「這是最好的日子」，而保守派則說「這是最壞的日子。革命可以說是創新的最高形式。
輕者要「勞改」，重者可以處死。（清代學人惲敬寫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論〉。
狄更斯如果生在今天，他的對比的詞語也許還要加上一句：這是創新的時代，也是保守的時代。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態。
中國文化整體而論固較偏於保守，但孔子已說三代之禮雖相因而都各有「損益」。不過我相信政治所負的責任要比思想、學術來得大。但是這一風氣似乎是從西方學術界開始的，然後才傳回到中國的。」甚至現代有識量的學人如蔡元培依然對新舊思想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
」康有為說這話時，其身份是政治改革家而不是思想家。「保守」者的思想中也未嘗沒有「革命」的因子。
後者「保守」立場是毫無可疑的。」狄更斯所刻劃的是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般人的內心感受，但是也完全可以適用於現代的中國人。
因此在革命時代，主張變革的人在價值取向上往往是偏在「創新」的一面，「保守」則成為他們嘲駡的對象。在文革以前的中共統治下，「落後」、「保守」、「反動」、「反革命」居然正式成為輕重不等的「罪行」。
